2008年，中国引进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黑天鹅》，作者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教授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黑天鹅”用来指不可能出现的事物却突然横空出世，且具有不可预测性和巨大的影响力。比如像“9• 11”事件、美国次级贷危机、汶川大地震等等。

黄光裕万没想到，那只倒霉的“黑天鹅”已悄然游弋到他身边，那就是11月17日，他突然遭至公安机关的拘查。极为巧合的是， 2005年4月，黄光裕收购的第一家企业，名字就叫“黑天鹅”（哈尔滨黑天鹅家电实业经销有限公司）。还难道是冥冥之中上天的一种警示？

而2008年11月17日黄光裕被拘查，有如踩爆了一串连环雷，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噼噼啪啪炸响不停，引发了一次又一次官场地震：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正司级)郭京毅、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新恒基董事长黄俊钦、中关村董事长许钟民、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钢、港澳赌业重量级人物连超、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相怀珠、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在一片风声鹤唳中，曾经“潜伏”的涉案官员与掮客逐渐曝光，一个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隐然出现。

2009年6月8日，又一声巨响——时任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的许宗衡涉嫌严重违纪，正式接受调查，而他的问题也可能与黄光裕案有关。

黄光裕案涉及的官员已经由副部级陡然上升到正部级，已经曝光的涉案人数已经达到十数位，但此案本身却一直扑朔迷离、阴晴未定。由黄光裕引发的巨大激荡的政商风雷，已经超乎黄光裕自己和许多人的意料。

在2009年这个喧嚣的春天，一部叫《潜伏》的电视连续剧正在热播。而在黄光裕案的背后，究竟还潜伏着多少“黑天鹅”呢？这些“黑天鹅”又是从哪里游弋而来的呢？

追寻“黑天鹅”的老巢

如果追寻这只“黑天鹅”的老巢，应该是筑在黄光裕创业期间那片混沌无序的草莽之间。

在秩序和法规尚未健全的地方，无疑类似于一片丛林地带，处于江湖之远的民营企业家，更多秉持的是一种丛林法则。

从地理环境来看，黄光裕出身的潮汕地区，生存条件十分艰苦，这方水土养活不了这方人，大家只能另寻生存的非常之法，或者冒着极大的风险偷渡香港或远走南洋。查阅此地的相关历史，潮汕这块荒蛮偏避之地，在古代有过叛军和流放之徒，在近代闹过海盗和革命军，在现代更盛行走私、投机倒把的行为及一些群体性事件。这些人与事，都在挑战着当时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规则。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原罪自然肆意生长。

黄光裕出生在贫困的家庭。他的父亲曾一度受到别人的欺负和歧视，黄光裕的妹妹因交不上学费而不能及时领到课本，黄家请人吃饭常常临时借米赊菜……极度的贫困不是让人萎顿绝望，就是让人偏激不安。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正规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念好书考上大学、二是去当兵，但对黄光裕这样的穷小子来说，显然是此路不通。剩下的便只有偷渡、走私、投机倒把等充斥着原罪的旁门左道。贫困是一条恶犬，很容易将走投无路的狂妄少年赶上不归之途。

在贫困与不安中长大的黄光裕，却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一个激荡多变的大时代。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上，新秩序的构建还遥遥无期，旧秩序却仍如沉重的枷锁牢牢地套在人们的脖颈上，大家在这片混沌无序的地带上，盲撞地寻找着生命的突破口。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前赴后继地撞倒法律或政策的樊篱。

韩国学者朴玉洙在《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一书中说，“我们没有指望的，就像梨树只能结梨，苹果树只能结苹果一样，因为我们是罪树，再怎么努力也会犯罪。”

对于几代人都信奉天主教的黄氏家族，原罪问题是一出生就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信仰问题。“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圣经·诗篇》51：5）。黄家四兄妹所接受的受洗这种宗教仪式，其本质就是对这种原罪的认服。在时代的风浪中，黄光裕如脆弱又韧性的芦苇，起伏跌荡中，人性的善与罪共存不悖并交替闪现。他勤奋、坚韧、大胆、聪明、慷慨、温和的一面，与贪婪、冒进、吝啬、无情、蒙昧、侥幸的一面不停地在他的人生中交替上演，使他成为人格严重异化的两面体。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对处于“丛林法则”状态的民营企业家有过生动的刻画：“在民营江湖时代，民营企业仿佛为匪为盗、或者像游侠，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旧体制内长期被限制，一旦突然离开以后，实际上有一种特别轻松和自由的快乐。在民营企业初期，虽然背负原罪的重压，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地折腾呢？一个是逃出原有的体制能获得一种自由感，可以满足人的征服欲望；同时也有一种成就感，因为在江湖当中，我们都具有一种英雄气，容易滋生英雄的审美，也获得自己成为英雄的满足感；再者，企业（公司）在江湖中也能获得一种相当于行帮的认同感。”

在原罪的丛林越走越远

同样处于“丛林法则”时代，但有的人很早就警醒、开始抽身而出，有的人却一直沉溺其间、难以自拔——

大概在1996年前后，冯仑意识到，“原罪”引发的财务危机就是高负债、高暴利、高风险，结果只能是“以老板为市场，以银行为客户，以笼络为管理，以调账为经营”，所以民营企业成功概率很小。而“我们和很多企业没赌死，就是因为中间认输，退出不赌了。”

而中国企业家的典范柳传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也曾深受“原罪”的折磨。1989 年，因为被查出有逃避税收的行为，被罚款30万元；1990年，因为用散件组装的方式进口微机以逃避整机税，差点面临牢狱之灾，最后以罚款200万元结案。

柳传志之所以能走出“丛林”，不能不归结为他深刻的洞察力、价值观，以及推动环境“和平演进”的智慧。他说，“大环境改造不了，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是改造不了，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又说，“不做改革的牺牲品，而做改革的促进者”。

在创业早期，因为熟练地操纵政商关系，通过“不正当的竞争”，华为迅速崛起。但任正非超人之处，就在于能及时、果断地进行“刮骨疗伤”。1996年，任正非进行了一场坚决的自我救赎，其标志就是第二年初八易其稿、共有103条的《华为基本法》的出台。这是中国第一部企业制定的管理大纲，也是任正非主动给自己套上的一个“紧箍咒”。

同样在创业初期有过倒买倒卖之类原罪的王石，却异乎寻常清醒地选择了与其它创业者截然不同的道路：那就是不做老板，只做一名职业经理人。这样，公司形成了一种经理人文化，而不是股东文化。因为公司治理结构完备，作为创始人的王石被制约了23年，没有犯大的错误。

牟其中则是一个与王石几乎完全相反性格的人，比如说粗暴、冒险、不切实际、胆大妄为、江湖习气浓重。中国民营企业家中，有一大批像牟其中一样的人，他们秉持“丛林法则”，在商界称雄一时，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

“深黄的林子里有两条岔开的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作，形象揭示了1990年代中国民营企业在面对原罪时犹豫与徘徊。就在柳传志、王石、冯仑等人迷途知返的时候，黄光裕却在原罪的丛林中越走越远。

而幽暗的丛林中，那只“黑天鹅”一直如影随形地盘旋在黄光裕的头顶上。但他却浑然不知。

狼吞虎咽导致消化不良

近几年，黄光裕肆无忌惮地进行了一系列扩张收购，并在此过程中他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也让这只“黑天鹅”受惊唳声掠出。

据统计，黄光裕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狼吞虎咽地收购了包括永乐、大中、三联商社等在内的十几个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家电连锁零售品牌，另外还有如烂泥潭一般的中关村。

对黄光裕来说，2008年是危机四伏的一年。首先从内部角度来看，因为连年毫无节制的扩张，埋下了众多隐患。2008年2月14日，随着国美收编最后一个家电连锁零售业的地方诸侯——三联商社，中国家电连锁业历时四年的跑马圈地终于棋至中盘。但这场历时四年之久、耗资百亿元的大规模并购，得到的到底是一座座金矿、还是一枚枚地雷，连黄光裕自己都很难搞得清楚。

狼吞虎咽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消化不良。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形势徒变的情况下，黄光裕的投资犯了高位买进的大忌。首先是收购大中电器。如今看来，36.5亿元现金收购的代价确实偏高。即便大中电器利润能达到2亿元，粗略折算成市盈率也是高达18.25倍，而国美电器目前的市盈率仅为 6.51倍(国美电器停牌之前)。这也意味着，与收购价相比，黄仅这一笔就净亏了20多亿元。

2009年上半年，国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希望通过出售部分股权以缓解巨大的资金压力。据传，张大中拿着当初黄光裕收购大中电器的现金，又反过来准备对国美进行抄底收购。如果消息属实，那么对黄光裕而言，无疑是莫大的一个讽刺。

如果收购大中电器可以视为战略性投资的话，那么黄光裕收购中关村科技和三联商社的初始动机则是着实令人生疑。为了这两宗收购，不仅花费巨大、收益甚微不说，最后黄还要因为这两宗收购而接受调查。

在进入三联商社后，国美不仅损失了股权投资的价值，而且发现三联商社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国美电器总裁陈晓称三联商社已经“烂到头了”，并且还存在“原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上市公司为集团违规担保”等问题。

在过去半年，三联商社原大股东张继升与国美展开了殊死争斗，以图在股权几乎为零的情况仍然控制这家上市公司。而京城盛传，导致黄光裕入狱的幕后推手是张继升。尚在看守所内接受讯问的黄光裕，甚至在极度气愤之下进行了授权签名，欲将张继升清洗出三联商社。

为什么黄光裕会患上这种“贪得无厌症”？很多人都提到了一点：那就是他在成为首富后严重的自我膨胀和征服欲望。

除了性格因素外，冯仑在分析了德隆唐万新失败的案例后，得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德隆倒下之前也控制着一大堆金融资产项目，当时资产规模600亿，但他停不下来，主要原因在于，当你赌到上百亿以后，公司像狂奔的野马一样控制不住了，会沿着惯性往末路狂奔。冯仑现在暗暗庆幸自己，“我们在70亿资产规模的时候就往回走，下狠心收缩才慢慢活过来了。”

而到了2004年，初次荣任首富宝座的黄光裕，个人财富已经突破了冯仑所说的百亿门槛，达到了105亿元人民币。他已经乘上了急驰的列车，要踩在急刹车停下来进行调整，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

“潜伏”的腐败官员

对追求公平、公正、平等、民主的整个社会而言，那些腐败官员无疑是一只只潜伏的“黑天鹅”。在黄光裕案中，这些“黑天鹅”接二连三地从潜伏的老巢被赶了出来。

2006年10月爆出的违规贷款案，对黄光裕而言是一个转折点——之前他涉及更多的是原罪问题；而此之后，他却没有洗脚上岸，却在现罪的地雷阵中越走赵远。

在违规贷款案中，黄光裕最终涉险过关，但他从此一直未脱离相关部门的监控视线之外。在秘密调查的过程中，黄光裕与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正司级)郭京毅及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的“三角关系”成为重点彻查对象。无论是2004年国美电器在香港上市，还是2006年对国美永乐并购案所进行的反垄断审查中，都有三者互相勾结、寻租的影子。在取得了大量证据之后，2008年8月13日，郭京毅因涉嫌受贿被“双规”，而张玉栋等人也牵涉其中。

在郭京毅等人落马之前的2008年6月28日，有“中国第一执行局长”之称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局局长杨贤才，被怀疑在执行拍卖中涉及贪污舞弊，被中纪委“双规”，并直接导致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大法官黄松有于当年10月底落马。黄松有与黄光裕是潮汕老乡，也常有往来，据传也涉及黄案之中。黄松有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因涉嫌贪污腐化而落马的最高级别的司法系统官员。

2008年12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钢被中央纪委调查。接下来，12月间，黄光裕之妻杜鹃、港澳赌业重量级人物连超相继落网。

2009年1月12日，在位于北京天安门斜对面的公安部行政大楼里，正在办公室里工作的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突然被数名纪检干部拦住，他的一些前同事被要求控制局面。手足失措的郑少东并没有表示出太过激烈的言行，只是难掩一脸的尴尬之情。郑少东有“警界少帅”之誉，其仕途曾经如春花般灿烂，如今突然凋零，让很多人感到惊诧与意外。同时与郑少东被“双规”的，还有原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这令整个案情陡然升级。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根据黄光裕案、郑少东案相关涉案人招供的线索，相关部门掌握了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违法违纪的事实，并在调查时发现陈绍基有巨额资产来源不明问题。另外，还初步查出陈绍基涉嫌受贿、由其家属收取受贿资金的事实。2009年4月11日，陈绍基被有关部门控制并接受调查。而一天之后的4月12日，曾任广东省纪委书记、后调任浙江省纪委书记的王华元也被中纪委“带走”调查。据悉，王华元被调查，主要涉及其在广东任职期间的相关问题。

与陈绍基、王华元涉案关系最深的，是有“公海赌王”之称的港澳地区赌业重要人物连超。此人因涉嫌为黄光裕“洗钱”等问题，2008年末被内地警方刑拘。连超与内地官员关系熟稔，常邀他们上船“一试身手”。陈、王两人可能涉及过去对连超相关的走私、洗钱乃至组织黑社会等违法行为提供了保护。

三位正副部长级高官相继落马，无异于一场极为惊憾的官场地震，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黄光裕案的复杂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陈绍基、郑少东等人都先后发表过一些“特殊言论”。2008年“两会”期间,在讨论“两高”报告时,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陈绍基就建议:在国庆60周年时,对罪行较轻的罪犯实行特赦，“这将会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很好的作用”。在当年的“两会”上,陈绍基还建议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而到了2008年12月份，黄光裕出事不久，郑少东便抛出了“慎刑论”,主张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事后，有网友戏谑，称陈绍基、郑少东、王华元等人为“潜伏的腐败官员”。

当然，从事态的发展来看，潜伏的“黑天鹅”恐怕不止以上几位。有传闻，黄光裕为了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结交了一位更为神通广大的“神秘人物”。黄光裕为了讨好这位“神秘人物”，为其提供的3亿元现金进行委托理财。后来，为了掩护这笔钱从股市赚钱撤出，黄光裕从香港调用资金进入内地股市，绕过了资金监管，操纵中关村股价。而正是这笔特殊的资金，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并最终导致东窗事发。

也许，在整个庞大的政商勾结的大网中，能够真正浮出水面的“黑天鹅”只可能是一小部分，其他的“黑天鹅”也许将继续“潜伏”下去。这些形形色色潜伏的势力，不单对黄光裕本人而言是一个持续的巨大压力，也是整个社会在走向公平公正的道路上的一道障碍。

形形色色的“黑天鹅”穿梭而过，其背后是隐约可见的汹涌激荡的政商风雷。

有人说，黄光裕是“政商博弈的又一个牺牲品”，此话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完全符合事实。数年前，当黄光裕选择了政商勾结并悍然进入中关村股份时，就意味着他同时选择了“慢性自杀”。这迟早会断送他的一切。

但黄光裕案所引发的巨大激荡的政商风雷，却似乎超乎了他自己和许多人的意料。黄光裕不仅自吞苦果，而且被挟持其间难以自控。

在某次活动中，有记者给在主席台上的杜润生递纸条问道：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这位年过九旬、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提出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的危害。这种担忧是有实证的——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的儿子、苏哈托的子女等权贵，就是利用各种配额、优惠、补贴、减免税、政策性贷款、大型工程以及各种收费、证照等纷纷介入市场。而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执政期间，其家族及与其过往甚密的几个大财阀，竟然垄断了菲律宾国民生产总值的80%……“权贵资本”的为所欲为，直接或间接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并导致相关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持久动荡。

但“权”与“贵”相提并重，并非那么贴近问题的本质。“权”与“贵”，一直是皮与毛的依存关系。每当巨大的政治风雷激荡时，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贵人”往往被弃若敝屣。学者吴思提出的“官家主义”也许更贴切。

黄光裕案件的发展脉络，似乎便有这种由“权贵主义”向“官家主义”过渡的倾向。

未来的道路上，还有更大更多更具杀伤力的“黑天鹅”在潜伏。黄光裕前景不容乐观。